中國以酒觀人的傳統由來已久，以詩觀人的事例也同樣普遍存在。群居而坐，一觴一詠，俯仰天地，暢敘幽情，真性情所致，于是乎彼此引以為知己，推心置腹，以酒見性，以詩展才，群情熙然，成就一段段流傳千古的雅聚佳話，這大概是國人對于社交活動中的飲酒最為向往的境地，但它同時也是中國式理性飲酒的隱性邏輯。
“以酒觀人”最初僅是考察帝王諸侯將相士大夫德行的一面鏡子，防止沉湎于酒而亡國誤家，但到了諸葛亮的《將苑·知人性》中，卻正式變為“醉之以酒而觀其性”。《將苑》是現存的諸葛亮兵法。諸葛亮素以知人善任、用兵如神著稱，《將苑》第3-11章專門論述如何考察和選拔將材，其中“知人性”排在了第一位，而“醉之以酒”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。南北朝時期，人物品評之風盛行，以酒觀人的事例不在少數。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政局動蕩之下，有的人濫飲無度以至于無用之極，譬如劉伶病酒;有的人飲酒輒醉，以真性情示人以磊落坦蕩，如阮籍;但也有人飲酒有節，謹言慎行以自保，如山濤。山濤，字巨源，就是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重的主人公。據說山濤酒量驚人，飲酒八斗才會醉。晉武帝司馬炎想試試他的酒量，就在一次宴會上為山濤準備了八斗酒，然后在喝酒的過程中再偷偷添加，但山濤喝了八斗酒之后就不再喝，任憑所有人怎么勸，就是不肯再多喝一口。“竹林七賢”當中，山濤的政治成就最高，與他超凡的自制力不無關系。諸葛亮把“醉之以酒”作為洞察人之本性的方法，因為這可以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一個人。當然，這與今天普遍存在的用悶酒來考察誠意甚或忠誠的粗暴方式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“以酒觀人”是為了檢視一個人的性情和自控能力，而“以詩觀人”的作用則更加多樣。中國詩歌批評史上自古主張“詩言志”，“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”，志泛指內心的一切理性、感性的活動，言則是表達方式。內心情感翻滾，靈感迸發，忍不住用語言酣暢淋漓地表達出來，如果語言不足以表達，可以唱出來，或者詠嘆一聲，還不足以表達，就用手舞足蹈的形體語言表達。當然，敬酒的時候，也會用“一切都在酒里”來體現滿滿的誠意。于是乎，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了興、觀、群、怨的作用。興，是觸景生情，以景物來比擬、興發內心的情感;觀，可以用詩歌來洞察人性、觀察世事萬事萬物，風俗世故，興衰成敗;群，把飲酒賦詩作為社交活動，增進彼此的了解，加速群體共同愛好的形成;怨，是詩人不平則鳴，怨刺上級或者社會，然后靜待他人的賞評。
無論興、觀、群、怨，詩歌創作的過程中，酒的作用極為奇妙，而以詩酒觀人的傳統就這樣漸漸就形成并流傳下來。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案例。
知章騎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麹車口流涎，恨不移封向酒泉。
左相日興費萬錢，飲如長鯨吸百川，銜杯樂圣稱世賢。
宗之瀟灑美少年，舉觴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樹臨風前。
蘇晉長齋繡佛前，醉中往往愛逃禪。
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
張旭三杯草圣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云煙。
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談雄辨驚四筵。
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描寫了當時最富盛名的八位酒仙，即賀知章、汝陽王、李適之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張旭、焦遂，一時傳為佳話，但他本人并未參與過這樣的聚會，所以創作素材大抵也是聽人傳說后搜集整理而成。史料記載，他主要和李白相熟，一起飲酒的頻次也高一些。但詩中主要以呈現盛唐長安的豪放之氣為主，八位酒仙在杜甫的筆下個個栩栩如生，個性鮮明，但細究起來，筆法不無夸張渲染之處。根據筆者的經驗，張旭三杯草圣傳，比較真實，也符合書法創作的客觀規律。焦遂在史書上鮮有記載，也沒有留下名篇佳作，但根據《飲中八仙歌》的描述，飲酒五斗之后才興奮得起來，高談闊論、語驚四座，可能是“大腦缺酒”的那種。但最有名的那句“李白斗酒詩百篇”，顯然是文學創作的夸張手法，只不過是為了表現李白才華橫溢而又狂放不羈的形象而已。
詩和酒都是中國社交活動的重要媒介，但二者相遇，有時相得益彰，有時卻怪誕不經。《飲中八仙》描寫的是中國文人士子放浪形骸的一面，行為藝術本身又經過詩人的渲染，它顯然不符合理性飲酒的風尚，也偏離了以詩酒社交的真正意義。但后世卻經常以此作為勸酒的佳句，也經常令筆者哭笑不得。
以詩酒觀人，還有另外一層意義，就是在飲酒的過程中，豐富飲酒的內容，拉長飲酒的時間，提高飲酒的氣氛，叫人輕松愜意而又內心興奮，既達到了增進了解的目的，使彼此可以看清對方真實的形象，而又降低了醉酒的風險，以及快速飲酒對身體帶來的傷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