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互聯網+時代的大背景：新常態與經濟轉型
我們面對著一個大時代。
互聯網像潮水一樣，席卷一切。
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;九層之臺，起于累土。
互聯網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環境和背景，同時，也受制于它，依賴于它，反作用于它。
本書的宗旨，并非就營銷而論營銷，而是希望廓清中國經濟的發展脈絡和時代背景，前瞻性、有預見地提出與未來經濟發展節奏相符的判斷和命題，把我們自身的努力與經濟發展、社會進步的方向緊密結合在一起。
“成全了你也陶冶了我”，這才是我們追求的價值所在。
因此，本章將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成因進行分析和探討，結合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，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某些必然性，而這一必然性，與我們要投身的事業密切相關。
第一節 經濟增長新常態
一、新常態：中國經濟的現狀
2014年5月11日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，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，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，要適應新常態，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。一年來，這一對我國經濟處于“新常態”階段的概括，已經取得廣泛共識。
(一)新常態之辨
所謂經濟“新常態”，就是經濟發展的階段、發展的環境發生了變化，使經濟發展特征從一種狀態轉向了另一種狀態;所謂“發展特征”，可以依據研究的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指標。
因此，可以從不同語境、不同層面、不同領域來考察和理解經濟“新常態”。
在市場經濟的語義環境下看中國經濟“新常態”，我們可以認為是“非常態”向“常態”轉變，即我國經濟從“計劃經濟常態”，經過“市場化轉型的市場經濟非常態”，進入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常態”，實現“舊常態—非常態—新常態”的轉換，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場經濟規則、運行機制以及新的市場結構與模式，并持續演進。
在國際比較的語義環境下看中國經濟“新常態”，我們也可認為是從過去具有中國特色的“舊常態”進入“新常態”，是“在改革中發展，在轉變政府職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發展，企業在激烈競爭和創新中自主發展”，與美國等“去杠桿化、強化政府管制”的“新常態”具有本質區別。
在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的語義環境下看中國經濟“新常態”，則是要適應“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，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”的新形勢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，從要素驅動、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，優化升級經濟結構，還要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態文明建設。
當然，還可以從不同的區域、產業，甚至城市、企業等視角來深入理解中國經濟“新常態”。
(二)中國經濟的現狀
從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、中國面臨的結構調整、經濟發展轉型等角度來觀察，在經歷了30多年10%左右的高速增長以后，中國經濟正在出現增長放緩趨勢，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。
2008年遇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，2009年四萬億的刺激計劃后，經濟開始回升，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達到了一個高點，從這個高點開始以后就逐步地下降，一直到2014年經濟增長率是7.4%，為最近幾年來最低。
用國際元指標核算，中國人均收入到2014年底已經非常接近11000國際元。
另外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，如廣東、浙江、上海、山東、江蘇和北京等地，人均收入水平在兩三年前已經達到了11000國際元。
實際上，上海的經濟增速兩三年前已經開始回落，廣東也是如此。
所以我們認為，盡管11000國際元的回落是觀察到的一個現象，并不是一個規律，但背后可能仍存在規律性因素。
沿海地區的回落也說明這個規律在中國是存在的。
進一步分析，最近兩年增長階段的轉換已經不是一個邏輯推論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問題，而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。
從供給的角度來看，中國的勞動力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。15～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量已經開始減少，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減緩。多數人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了，結果就是非農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，與技術前沿的距離縮短，勞動力、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，這一系列變化在中國已經發生。
從需求的角度來看，房地產、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的鋼鐵、建材、化工等主要工業產品的歷史需求峰值在最近兩三年已經相繼出現，很多大宗商品期貨交易的歷史峰值已經出現。
綜上所述，我們以為，新常態的“新”，是指增長速度已經處在中高速增長的位置上，和過去不一樣;“常”是能穩住，不再繼續下滑，感覺不到明顯的下滑壓力，有時候還躍躍欲上。
當然，這個新常態并不僅僅是速度，最重要的是結構的變化、增長動力的變化、發展目標的變化、體制轉型等等。
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經歷著具有長期意義的轉折性的變化，正在轉變為更多的依靠消費、依靠服務業、依靠內需、依靠要素生產率提升的經濟。
本文系《二維碼：萬物的入口 ——互聯網+時代的營銷圣經》連載(12)
待續……
(參考文獻：1.《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和新戰略》，《中國商人》.2015.2.劉世錦;2.《中國經濟“新常態”的語境解析》，《西部論壇》.2015.1.齊建國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