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包括貴州茅臺在內的一些酒類股票價格連連上漲，改寫了2012年十八大后因國內反腐導致的高檔白酒銷售額不斷下滑的趨勢。
高檔白酒的重要客戶曾是政府機構和公共部門。十八大之后，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的不斷落實，反腐從治標走向治本，高檔白酒的消費人群隨之轉移為私人消費和民企宴請。正是過去數年間的反腐態勢，構成了高檔白酒生產公司啟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強大外部動力。
在此背景下，《人民日報》大版面發表的《茅臺集團“十三五”時期發展戰略規劃出爐 感受轉型的力量》一文開宗明義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背景下探討茅臺的轉型力量。生產方面，貴州茅臺將新開發“預調酒和藍莓酒”系列，實現個性化、人性化的定制服務，并“構筑重大事項風險管理事前評估、事中控制、事后稽查三道防線”，讓工業自動化和智能化助力實現安全生產和質量的可持續控制，建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責任終身追究機制;銷售方面，茅臺則要“打造物聯網云商平臺，實現其酒業‘互聯網+’的營銷升級”，借著當前中國已經高度精細化的物流直接由公司走向客戶。
《人民日報》的這篇文章其實是獻給中國整個高檔白酒業的。眾所周知，中國高檔白酒業主要靠國有企業在中西部地區運轉，關系中西部地區的支柱產業能否得以維系。
結合第四次工業革命談國產高檔白酒的出路，令傳統工藝找到了生產與銷售的制高點。客觀地說，在全球高檔白酒的主流市場上，如2015年8月5日日本經濟新聞網站所評價的，“雖同為亞洲蒸餾酒，但中國白酒卻和日本、韓國的燒酒不同，幾乎不為國外所知”。這仍然與國產高檔白酒過去更多依賴特定的政商關系格局有關系。中國企業既然不怎么愿意走出去，歐美蒸餾酒企業就主動走進來。目前，全球幾大蒸餾酒企業如英國DiaGEo、法國LVMH、美國Brown-Forman等，都開始著手加強與中國白酒廠商的合作。
中國企業不走出去，會在一個更加全球化、扁平化的時代失去核心競爭力，而“走出去”又面臨生活方式的差異。斯拉夫民族好酒，為了防止醉酒后凍死，俄羅斯政府限制高烈度白酒的生產與銷售。而對美國等歐美國家來說，以“類似蘑菇和醬油的獨特濃烈酒香”(美國白酒專家Derek Sandhaus語)、100美元以上的價格，茅臺也非歐美人的自飲和宴請風格。若想暢銷歐美，國產高檔白酒還需下狠功夫改良產品結構。
出路還是改革。國產高檔白酒必須實現管理體制的變革，正如著名經濟戰略家、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克勞斯•施瓦布在《第四次工業革命 轉型的力量》一書里所說，一旦適應“人才主義”這個概念，“成功的企業將會逐步由層級制結構轉向更為網絡化、更具協作式的結構”。未來，中國高檔白酒業的決策架構應圍繞著分布式團隊和遠程工作者，更具互動性。
